译者按: 本文是 Derek Thompson 于 2025-01-08 发表的《The Anti-Social Century》的中文校对翻译。原文出处: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5/02/american-loneliness-personality-politics/681091/。读原文时深受启发, 特将全文译出与中文读者分享, 感谢原作者的点醒与提携。译文仅供学习交流,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出入以原文为准。
副题: 美国人独处的时间达到史上之最。这正在改变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政治, 甚至我们与现实的关系。 作者: Derek Thompson, The Atlantic, 2025 年 2 月刊 (2025-01-08 上线)。 本文为精译版: 原文约 9000 英文词, 全部章节、论证、数据与人物完整保留, 部分过渡与重复例证做了压缩。
独自吃饭
离我北卡罗来纳州的家不远, 有一家小小的墨西哥餐馆, 几张桌子, 面向厨房的吧台边有四把高脚凳。去年夏天一个闷热的下午, 我和妻子女儿走进去, 店里空无一人。但仔细一看, 生意其实火爆: 吧台上摆满了外卖, 九个大牛皮纸袋。
我们吃饭的工夫, 我看着六七个人进门, 没有一个坐下。每个人推门进来, 走到吧台, 拎起一个袋子就走。在厨房与顾客之间这套精巧的舞步里, 没有人交换一个字。曾经专属于最热闹社交场景的吧台, 被改造成了一个无声的取餐站。
疫情之前, 这个吧台熙熙攘攘, 常客盈门。“就那么几个座位, 但特别热闹,” 餐馆总经理 Rae Mosher 告诉我。“我说不出这事让我多难过。外卖袋占满吧台, 顾客和店员的交流就断了。可食物没别的地方放。” 她立了块牌子: 吧台座位关闭。
这块牌子是整个餐饮业的时代路标。过去几十年, 这个行业从堂食转向外带, 疫情加速了这个进程, 而疫情结束后它并未回头。据美国餐饮协会数据, 2023 年美国 74% 的餐厅客流来自"非店内"消费 (外卖与自取), 疫情前是 61%。
堂食减少的另一面是独自吃饭增多。过去 20 年, 美国成年人在任意一晚与朋友聚餐或喝酒的比例下降了超过 30%。“餐饮业里有一种孤立主义的动态,” 华盛顿餐馆老板 Steve Salis 告诉我, “人们觉得在外面的世界里不自在。他们认定家才是庇护所, 想让他们出门可不容易。” 即便下馆子, 美国人也越来越多地独自去。OpenTable 数据显示, 单人订位在过去两年增长了 29%, 排第一的理由是需要更多"自己的时间"。
餐馆的演变在重走另一个美国行业的老路: 好莱坞。1930 年代, 影像娱乐只存在于影院, 普通美国人每月进好几次电影院, 电影必然是集体经验。技术把电影变成了送货上门的服务。今天, 普通美国成年人一年买大约三张电影票, 每周却看近 19 个小时电视, 相当于八部电影。在娱乐和餐饮上, 现代性把团聚的仪式改造成了闭门独处的体验。
美国休闲生活的私有化, 只是一个更大故事的一角。从有可靠数据的 1965 年算起, 美国人与他人共处的时间从未这么少。1965 年到 20 世纪末, 面对面社交缓慢下滑; 2003 到 2023 年, 按劳工统计局"美国人时间使用调查", 它暴跌了超过 20%; 未婚男性和 25 岁以下人群跌幅超过 35%。独处时间在疫情期间暴涨不奇怪, 但这个趋势早在多数人听说新冠之前就开始了, 疫情宣布结束后仍在继续。费城联储经济学家 Enghin Atalay 的研究显示, 美国人 2023 年的独处时间比 2021 年还多。(他对"独处"的定义是"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 即便在打电话"或对着电脑, 本文沿用这个定义。)
陪伴的流失显形为美国生活里一串古怪而压抑的事实。看电视的男性, 每在家门外与人相处 1 小时, 就对着电视 7 小时。典型的女性宠物主人, 与宠物互动的时间超过了与同类朋友面对面的时间。2000 年代初以来, 美国人自报照顾核心家庭之外他人的时间减少了超过三分之一。
自我施加的独处, 也许是 21 世纪美国最重要的社会事实。许多观察者把这个现象简化为"孤独"议题。2023 年, 拜登的卫生总监 Vivek Murthy 发布了 81 页的报告, 警告美国的"孤独流行病", 称其健康危害与烟草和肥胖同级。英国设了孤独事务大臣, 日本也设了。
但独处和孤独不是一回事。“感到一些孤独其实是非常健康的情绪反应,” 纽约大学社会学家 Eric Klinenberg 告诉我, “那个信号会把你从沙发上推起来, 推进面对面的交往。” 真正的问题, 美国社交危机的本质, 是大多数美国人不再对这个生物信号做出反应。独处水平飙升, 而多项孤独指标持平甚至下降。2021 年一项针对 UCLA 孤独量表的研究结论是"孤独流行病这个常用说法似乎言过其实"。年轻人确实比过去孤独, 但没有证据表明孤独在全社会范围上升。2023 年盖洛普调查发现, 自称"昨天大部分时间感到孤独"的美国人比例从 2021 到 2023 年下降了约三分之一, 而同期独处时间还在上涨。
日复一日, 一小时又一小时, 我们在主动选择这种生活方式, 选择它的舒适和现成的娱乐。但便利可能是一种诅咒。我们的习惯正在造就 Atalay 所说的"独处的世纪"。这就是反社交世纪。
过去几个月, 我和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技术专家谈美国的反社交倾向。细节各异, 主题趋同: 对独处的个体偏好, 放大到全社会并经年累月重复, 正在重写美国的公民身份和心理身份。后果深远: 关乎幸福、社区、政治, 甚至我们对现实本身的理解。
世纪的转折: 汽车、电视与手机
20 世纪上半叶极其社会化。1900 到 1960 年, 教会成员激增, 工会参与激增, 战后结婚率创纪录, 生育迎来著名的"婴儿潮"。各类社团欣欣向荣, 读书会、志愿组织遍地开花。新政让美国的分馆图书馆体系成为世界典范。
但 1970 年代, 美国进入退缩时代, 政治学家 Robert D. Putnam 在 2000 年的《独自打保龄》里做了著名记录。有的共同体制度 (如婚姻) 缓慢侵蚀, 有的迅速崩塌: 1985 到 1994 年, 社区组织的积极参与几乎腰斩, 跌势波及 Putnam 追踪的几乎每种社交活动和每个人群。
1970 年代发生了什么? Klinenberg 指出政治优先级的转移: 政府大幅放缓了公共空间的建设。“图书馆、学校体育馆、工会大厅这些锚定社区生活的场所, 要么变得难以进入, 要么干脆关门。” Putnam 则指向新的道德观念, 比如对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的拥抱。但他发现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当时已经无处不在的技术: 汽车和电视。
从世纪后半叶开始, 美国人开着车彼此越搬越远, 郊区扩张, 人退进私家后院、私家泳池、更私人的生活。下了车, 他们又坐到电视机前。1965 到 1995 年, 典型成年人每周多出 6 小时闲暇, 一年 300 个小时! 他们本可以用来做社区服务、打野球、读书、编织。结果几乎全部喂给了电视。
电视改造了美国人的室内装潢、亲密关系和社区。1970 年, 只有 6% 的六年级学生卧室里有电视; 1999 年, 这个比例是 77%。1990 年代的时间日记显示, 夫妻一周里一起看电视的时间是彼此交谈时间的近四倍。自称电视是"主要娱乐"的人, 在 Putnam 统计的几乎每项社交活动上参与率都更低: 志愿服务、去教会、参加晚宴、野餐、献血, 甚至寄贺卡。美国社交联结之死像《妙探寻凶》里的谋杀案, 嫌疑人一大堆。但我认为真凶显而易见: 是 Farnsworth 先生 (电视发明人), 在客厅里, 用显像管作的案。
如果说汽车和电视这两件 20 世纪的标志性技术开启了美国人的独处时代, 那么 21 世纪最臭名昭著的硬件在继续加油, 而且踩下了油门。无数书籍文章和电视节目警告过智能手机伤害心理健康, 对青少年尤甚。但考虑到这些设备对人类意识体验的改造程度, 那些忧心忡忡的报道甚至算克制了。普通人每天清醒约 900 分钟。据 Digital Parenthood Initiative 数据, 美国儿童和青少年平均每个工作日盯屏幕约 270 分钟, 周末约 380 分钟: 屏幕占去了他们清醒生命的 30% 以上。
有些屏幕时间勉强算社交。但分享视频、给朋友发消息, 只是面对面交往的苍白仿品。比"年轻人在手机上做什么"更值得担心的, 是他们没在做什么。年轻人考驾照的比例、约会的比例、拥有多个亲密朋友的比例, 甚至与朋友见面闲逛的比例, 都低于以往任何几十年。自 1990 年代初以来, 自称几乎每天放学后与朋友见面的男孩女孩比例下降了近 50%, 最陡的下坡出现在 2010 年代。
“闲逛的衰落"不能耸耸肩当成无害的代际风尚, 就像喇叭裤换成紧身裤。心理学家 Jonathan Haidt 在《焦虑的一代》里写道, 人类的童年和青春期是整个动物界独一无二的敏感期。人脑 5 岁时体积已达成年的 90%, 但神经回路的成熟需要漫长的时间。漫长的童年也许是进化为社会学习安排的学徒期, 通过玩耍完成。最好的玩耍是身体性的、户外的、和其他孩子一起的、无人监管的, 让孩子在试探能力边界的同时学会处理冲突、忍受疼痛。而现在, 年轻人的注意力被灌进让他们脱离身体的设备, 被剥夺了必需的物理世界教育。
青少年焦虑和抑郁处在接近历史最高位: 2023 年政府对高中生的最新调查发现, 超过半数少女自称"持续感到悲伤或绝望”。这些数据令人警觉, 但不该令人意外。被剥夺玩耍的幼鼠和幼猴, 长大后社交与情绪都受损。如果自称"社会性动物"的我们是例外, 那才奇怪。
社交发育不良的童年, 几乎不可避免地通向社交萎缩的成年。TikTok 上流行一类视频: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用各种创意庆祝朋友取消了约会, 常见理由是太累或太焦虑, 不想出门。这些片段挺傻挺好笑, 也值得同情, 谁不懂在排满的一周里抢回自由时间的如释重负? 但这类视频的数量之多让人不安。如果说有谁最应该渴望物理世界的接触, 那应该是刚从几年疫情幽闭里缓过来的二十多岁年轻人。但许多个夜晚, 美国最孤立的一代根本没打算出门。他们打开摄像头, 向世界宣传不出门的快乐。
如果年轻人已被物理世界相聚的情绪成本压垮, 倾向于和密友都保持物理距离, 这说明手机不只在重写青春期, 还在颠覆友谊的心理机制。1960 年代, 贝塞斯达海军医学研究所的心理学家 Irwin Altman 提出过一个以亲密度递增为特征的友谊公式: 早期朋友通过分享琐事闲聊, 信任加深后谈话转向更私密的信息, 直到袒露成为习惯。Altman 后来补了一个重要皱褶: 朋友之间既需要亲近也需要边界, 独处充电对维系健康关系不可或缺。
手机让独处比过去拥挤, 也让人群比过去孤独。“过去, 独处和身处人群之间有清晰的界线,” 《Superbloom: 连接技术如何撕裂我们》的作者 Nicholas Carr 告诉我, “界线帮了我们: 你可以和朋友在一起时全然在场, 独处时安静内省。” 现在, 我们的社交时间被"别处正发生更有趣的事"的可能性缠绕, 独处时间被几十个朋友、同事、亦敌亦友者和陌生人的信息流污染。
如果 Carr 是对的, 现代技术这扇永远敞开的对外之窗让充电变得困难, 许多人长期处于电量红区。在健康的世界里, 长时间独处的人会感到那个古老的生物信号: 我一个人, 我难过, 我该约人了。但我们活在一个拧巴的世界: 唾手可得的居家娱乐、线上的过度分享、发育不全的社交技能, 激出一种流行得古怪的反应: 我一个人, 我焦虑, 我筋疲力尽, 谢天谢地我的约取消了。
宅居 (Homebound)
去年, 普林斯顿社会学家 Patrick Sharkey 在写一本关于地方如何塑造美国人生活的书。他猜远程办公可能加速了一个更长期的趋势: 人们待在家里的时间。他跑了数据, 发现日常习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比他预想的极端得多。2022 年, 疫情已然消退, 美国成年人平均每天待在家里的时间比 2003 年多出 99 分钟。
这个发现构成了他 2024 年论文《Homebound (宅居)》的基础: 与 2003 年相比, 美国人更多在家开会、在家购物、在家娱乐、在家吃饭, 甚至在家做礼拜。几乎整个经济体都调转方向, 服务于让美国人足不出户。这不能归结为远程办公, 它是某种总体性的东西, 更像"远程生活"。
有人会问: 有条件的美国人为什么不该多待在家? 过去几十年, 美国住宅变得更大、更舒适、更好玩。1973 到 2023 年, 新建独栋住宅平均面积增长 50%, 装空调的比例翻倍到 98%。流媒体、游戏机和平板电视让客厅比 20 世纪任何影院或街机厅都更有吸引力。然而便利确实可能是诅咒: 按 Sharkey 的计算, 居家活动与自报幸福感的"显著下降"相关。
宅居生活本不必是独居生活。1970 年代, 典型家庭每月招待客人不止一次。但从 197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末, 请朋友来家聚会、打牌、吃饭的频率下降了 45% (Putnam 的数据)。《独自打保龄》出版后的 20 年里, 美国人主持或参加社交活动的时间又降了 32%。
家变得不社交, 住宅建筑也变得反社交。Clifton Harness 是住宅设计软件公司 TestFit 的联合创始人, 他说当代公寓设计的铁律是每个房间都要为最大化屏幕时间服务。“在与开发商和建筑师的设计会上, 你必须向所有人保证, 每个房间都留了挂壁挂电视的墙面。过去我们问’怎么让房间采光更好’, 现在’怎么给最多的人最大舒适’的答案是喂饱他们的屏幕瘾。” 地产开发商 Bobby Fijan 去年说得更直白: “大体上, 公寓是为 Netflix and chill 建的。” 他研究户型图发现, 卧室和步入式衣帽间在变大。“我认为我们在为孤独而建造。”
世俗僧侣
2020 年, 哲学作家 Andrew Taggart 在宗教期刊 First Things 发表文章, 观察到一种新型男性气质的浮现: 强壮、痴迷于自我优化、并以独身为荣。男女都在推迟组建家庭, 男性初婚年龄中位数史上首次超过 30 岁。Taggart 写道, 他认识的男人们兴致勃勃地放弃婚姻和父职, 把三四十岁的年华投入身体、银行账户和冥想打磨过的心智。他称这些人为"世俗僧侣": 老式苦行与现代唯我论的结合体。“修行者让自己服从于越来越严苛、越来越可量化的自控形式: 冷水澡、间歇性断食、数据驱动的健康优化、冥想集训营。”
读到这篇文章时, 我有一种被认出的震动。之前几个月, 我一直着迷于一类社交媒体内容: 病毒式传播的"晨间routine"视频。如果主角是男性, 他通常英俊多金。我们看他醒来, 看他冥想, 看他写日记, 看他锻炼、吃补剂、跳冷水池。这些视频最扎眼的, 是它们普遍缺少的那个元素: 其他人。在这些"活得漂亮"的小电影里, 主角独自醒来, 并保持独自。没有朋友, 没有伴侣, 没有孩子。这些视频是在为一种奢侈的现代修道生活打广告: 他人的在场, 往好了说是不受欢迎的干扰, 往坏了说是最好避开的不健康放纵, 就像色情或垃圾食品。
从几条 TikTok 推断现代男性气质当然不明智。但孤独的男人不只是社交媒体现象。男性独处时间多于女性, 而年轻男性独处时间的增速超过所有群体 (时间使用调查数据)。
这些独处时间从哪来? 马里兰大学社会学家 Liana C. Sayer 与我分享了她对 21 世纪男女休闲时间变化的分析。她把休闲分为两类: “投入型休闲” (社交、听音乐会、运动) 和"久坐型休闲" (看电视、打游戏)。前者更多与人共度, 后者更多独自完成。她发现最触目的趋势是: 没有孩子的单身男性 (休闲时间最多的群体) 压倒性地独自消磨这些时间, 而且他们独自久坐休闲的时间自 2003 年以来增幅超过她追踪的所有群体。这很不幸, 因为"与他人共度休闲比例更高的成年人幸福感更高", 而久坐型休闲"与负面的身心健康相关"。
美国男孩与男性研究所所长 Richard V. Reeves 告诉我, 无论男女, 当我们追求孤立主义的舒适生活时, 会失去一种难以定义的东西。他称之为"被需要感": 我们让自己对家庭和社区不可或缺的方式。“我想在某个层面上, 我们都需要感到自己是一块拼图, 会嵌进某处的一幅拼图里。” 被需要可以是社会的、经济的、社群的: 孩子和伴侣依赖我们的照顾或收入, 同事指望我们完成项目或吐槽老板, 教会和周末牌局指望我们坐满一排座位或带一份蘸酱。
但搭建这些通往社区的桥梁需要能量, 而今天的年轻男性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构建这些关系。被需要感的位置上, 绝望正在渗入。失业或就业不足的男性尤其脆弱。感到不被需要"在某些情况下真的会致命," Reeves 说, “看看男性自杀前描述自己的词: worthless (无价值), useless (无用)。” 2001 年以来, 数十万美国男性死于药物过量, 主要是阿片类。“如果药物中毒死亡率维持在 2001 年的水平, 会少死 40 万男性。” 他强调, 这些药物的定义性特征就是孤独: 阿片不是派对毒品, 恰恰相反。
全部涌向两端的美国人
独处、宅家、抱着手机, 不只影响个体。它在让社会更弱、更刻薄、更妄想。布朗大学研究员 Marc J. Dunkelman 说, 要看清"选择的独处"如何扭曲整个社会, 得先承认一件反直觉的事: 今天我们的许多纽带其实在变强。
父母陪孩子的时间比几十年前更多, 许多伴侣和家庭保持着永不断线的交流。“我和我妻子今天道别之后已经互发了 10 条消息,” Dunkelman 在一个工作日中午接我电话时说, “我 10 岁的女儿在 CVS 买了根 Butterfinger, 我手机立刻收到通知。” 与此同时, 群聊、TikTok 信息流和 subreddit 让我们随时接入全球同好的思想和意见。“看辛辛那提猛虎队比赛时, 我和跟队记者在一个群里, 随时提问随时有人答。我在 X 上追看足球分析师的实时想法, 几乎是趴在他们肩膀上看球。我住在罗德岛, 这些连接 30 年前不可能存在。”
居家的、手机化的文化, 可以说巩固了我们最近和最远的连接: 内圈是血缘与亲密绑定的家人挚友, 外圈是共同兴趣联结的部落。但它摧毁的是中间那一圈: 与身边的人"熟悉但不亲密"的关系。Dunkelman 称之为"村庄"。“就是你的邻居, 你镇上的人。我们过去很熟他们, 现在不熟了。”
中间圈是社会凝聚力的关键。家庭教我们爱, 部落教我们忠诚, 村庄教我们宽容。想象一个本地家长在 PTA 会议上和你在平权法案上意见相左。在网上, 你会把他归为该被鄙视的政敌; 但在坐满邻居的学校体育馆里, 你咽下那口气。一年过去, 你发现你们的女儿在同一个舞蹈班, 接孩子时你们交换照顾年迈亲人的故事。分歧没有消失, 但被折叠进和平共处里。“在真实世界里遇到与你意见相左但有思想的人, 有政治上的中和作用,” Dunkelman 说。“中间圈死亡的一个重要推论是: 如果你完全无法理解对面为什么有他们的叙事, 你只会希望己方毫不妥协地干掉他们。”
村庄是我们练习有成效的分歧与妥协的最佳竞技场, 换句话说, 练习民主。所以村庄的侵蚀与一种怪诞政治风格的兴起同步, 并不奇怪: 每场选举都像一场消灭内部敌人的存亡之战。过去五十年, 美国国家选举研究会请两党选民用 0 到 100 度的"感觉温度计"给对方党打分。2000 年, 只有 8% 的党派选民给对方打 0 分; 到 2020 年, 这个数字飙到 40%。2021 年 Generation Lab/Axios 民调中, 近三分之一自认共和党的大学生说不会和民主党人约会, 而超过三分之二的民主党学生对共和党人持同样态度。
Trump 在 2024 年大选获胜原因很多, 通胀、对拜登的失望都在其中。但他成功的一个来源, 也许是他正是"全部落、无村庄"式表演型对抗的化身。他煽动对外群体的敌意, 向对政治差异极度不宽容的选民喊话: 称民主党人是"民主的敌人", 称新闻媒体是"人民公敌", 承诺"铲除"那些"像害虫一样活在我们国家境内的极左暴徒"。
社交断连也解释了进步派为何始终无法理解 Trump 的吸引力。去年秋天, 一款流行的民主党草坪牌写着 “Harris Walz: Obviously (哈里斯与沃尔兹: 这还用说)"。这份被多数选民否决的理直气壮, 显示的是与真实世界脱节。Dunkelman 选后给我发邮件哀叹民主党的浑然不觉: “我们这些活在精英圈子里的人, 怎么就没看见 Trump 在我们字面意义上的邻居中间越来越受欢迎?” 太多进步派在自家客厅里静脉注射左翼媒体, 对街那头正在右转的家庭毫无察觉。就连在高度进步的布鲁克林, 也有三成选民投了 Trump。如果进步派仍把 MAGA 当成外星运动, 部分原因是他们把自己变成了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
独自在互联网上搞政治, 而不是在社区里, 不只让我们更容易妖魔化对手, 还可能在滋养一种深层的虚无主义。2018 年, 丹麦政治学家 Michael Bang Petersen 带队研究美国人如何评估关于两党政客的虚假谣言, “我们本来预期看到清晰的极化模式”, 左派传播关于右派的阴谋论, 反之亦然。但一部分参与者似乎被任何阴谋论吸引, 只要它旨在摧毁既有秩序。这群人常怀有种族或经济怨恨, 更重要的是, 他们普遍感到社会孤立。这些愤懑的独行者认同许多黑暗判断, 比如"我需要身边有混乱”、“想到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我忍不住想: 让它们全烧掉算了”。Petersen 团队给这种动机起了个名字: 混乱需求 (need for chaos)。
有趣的是, 混乱倾向高的人在孤独量表上得分也高, 却不寻求显而易见的解药。“他们伸手要的根本不是友谊, 而是承认和地位,” Petersen 说。对许多社会性孤立的男性来说, 现实主要由空房间里的发光屏幕构成, 投票给毁灭是最后的政治手段: 在一个集体进步或任何形式的集体支持都显得不可能的世界里, 留下自己印记的方式。
独处的剂量, 与对独处的误判
先为独处说句公道话。作为幼女的父亲, 我深知一个安静的独处之夜是种抚慰。我曾独自在酒吧看棒球赛, 感觉离天堂近得发狂。人们以复杂的方式应对压力、悲伤和日常失望, 有时孤立正是恢复内在平衡的最佳方式。
但剂量决定毒性。离开哭闹婴儿的一个独处之夜是一回事, 十年以上的慢性社交断连是另一回事。年复一年独处更多的人, 幸福感显著更低。Atalay 在 2023 年关于 21 世纪独处兴起的论文里算过一笔账: 按某种度量, 社交性对幸福的意义远超金钱。独处时间增加 5 个百分点, 对生活满意度的拖累相当于家庭收入低 10%。
尽管如此, 许多人仍不断选择独自在家消磨闲暇。也许有人会想: 他们最了解自己, 大概选对了吧。但现代心理学的一个一贯发现是, 人常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不知道什么会让自己快乐。我们以为会带来平静的东西, 更大的房子、豪车、薪水翻倍闲暇减半的工作, 一次次只制造了更多焦虑。而在这堆我们误以为自己想要的东西的顶端, 是独处。
几年前,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心理学家 Nick Epley 请通勤火车乘客做预测: 如果被要求与陌生人聊一路, 感觉会如何? 多数人预测安静独处会比长聊愉快。然后 Epley 团队做实验: 一部分人被要求独处, 另一部分被要求与陌生人交谈 (“聊得越久越好”)。事后问卷显示, 与普遍预期相反, 被指示与陌生人交谈的人自报的积极感受显著更高。“人类生活的核心有一个基本悖论: 我们是高度社会性的, 与人相处让我们在每个方面变得更好。然而一次又一次, 我们面对连接的机会不去抓住, 甚至主动拒绝, 这是个可怕的错误。” Epley 说。
研究者反复验证了这一发现。2020 年, UC Riverside 的心理学家 Seth Margolis 和 Sonja Lyubomirsky 请人们一周表现得像外向者, 另一周像内向者。外向周结束时, 参与者自报的积极情绪更多, 内向周结束时消极情绪更多。我们的现代经济用送货上门的便利把人操纵成广场恐惧症患者。但事实证明, 我们也可以被朝反方向操纵, 而且可能因此更快乐。
我们对独处的"错误"偏好, 可能源于一种错置的焦虑: 以为别人没那么想跟我们说话, 以为我们的陪伴会招人烦。“但实际上, 社交互动没那么不确定, 因为有互惠原则。你跟人打招呼, 对方通常会回应; 你夸人一句, 对方通常说谢谢。” 许多人似乎对自己太不社交了, 在本可以从连接中获得快乐的时候, 一次次躲进独处求安慰。
尽管消费经济看起来为内向行为做了全面优化, 但如果我们顶住便利诅咒的暗流, 与更多陌生人交谈、加入更多团体、为更多活动走出家门, 我们的日子、年岁和人生都会更快乐。
AI 时代: 更奇怪的独处正在路上
反社交世纪已经够糟: 更多焦虑抑郁, 政治里更多"混乱需求"。但很抱歉, 我们的集体疏离还可能更糟, 或者说得更准确点, 更怪。
去年 5 月, OpenAI 三位员工在台上演示 ChatGPT 的实时语音对话功能。研究科学家 Mark Chen 举起手机, 微笑着开口: “嘿 ChatGPT, 我是 Mark, 你好吗?” 一个欢快的女声回应: “你好, Mark!” Mark 说自己正在做现场演示, 有点紧张, 能不能帮他镇定一下。“哦, 你正在做现场演示?” 那个声音回应, 惊讶的语气逼真得瘆人, “太棒了! 深呼吸, 记住: 你才是专家。” Mark 请它反馈自己的呼吸, 然后大声喘气, 像刚跑完马拉松。“哇, 慢点!” 声音回应, “Mark, 你又不是吸尘器!” 台下笑声一片。Mark 又缓慢地深呼吸了一次。“这就对了。感觉如何?” “好多了, 太谢谢你了。”
AI 能自然说话, 看起来像个渐进式更新, 好比新 iPhone 的镜头微调。但 Epley 认为, 流利的语音是这项技术侵入人类关系能力上的一次激进跃进。“一旦 AI 能对你说话, 它就会显得极其真实。” 因为人处理语音比处理文字更亲密、更情绪化。他和 UT Austin 心理学家 Amit Kumar 2020 年的研究把参与者随机分配去用电话或邮件联系老友: 多数人说更想发文字, 但被安排打电话的人事后报告与朋友的纽带"显著更强"。语音富含"副语言线索", 重音与语调能在听者心中建立同情与信任。Epley 与行为科学家 Juliana Schroeder 的另一项研究发现, 雇主听候选人的求职陈述比读同样内容, 更容易评价其"更能干、更有思想、更聪明"。
即便在 AI 掌握流利语音之前, 数百万人已经在与机器建立亲密关系。正在写 AI 伴侣题材著作的记者 Jason Fagone 说, 最大的 AI 伴侣平台 Character.ai 有几千万月活用户, 平均每天和 AI 朋友聊 93 分钟。“没有人是被骗到以为自己在和人聊天。人们是自由选择与人工伴侣建立关系, 并且照样深深依恋, 因为这些系统有情感能力。” 他书里的一个人物在未婚妻去世后, 把 AI 聊天机器人调教成她的样子; 另一个人物是双性恋母亲, 在与丈夫的婚姻之外, 配了一个自认是女性的 AI。
如果你觉得与无形之物的情感交往瘆人, 想想你生活里那些主要以屏幕上的文字形式存在的亲友。数字通信早已为 AI 伴侣做好了铺垫, Fagone 说, 它先把我们大量的现实关系变成了一串提示音和蓝色气泡。“AI 伴侣应用之所以这么快显得诱人, 部分原因是我们的大多数关系本来就只发生在手机里。”
Epley 认为 AI 伴侣的指数级增长是真实的可能。“你可以把它们设定成永不批评你, 永不背叛你, 永远不会心情不好骂你, 而且永远对你感兴趣。” 不同于最有耐心的配偶, 它们可以永远说你是对的; 不同于世上最好的朋友, 它们可以即时响应你的需要, 没有"自己也要过日子"这种太过人类的分心。
“当然, 可怕的地方在于, 学会与那些会反驳你、让你失望的真实人类打交道”, 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必修课。Epley 说。我想他是对的。但 Epley 生于 1970 年代, 我生于 1980 年代。生于 2010 年代、2020 年代的人, 未必同意我们关于"真人朋友不可替代"的看法。这些世代可能会发现, 他们最想从关系中得到的不是一群会挑战他们的人, 而是一组感受: 同情、幽默、认可, 而这些感受从硅基那里比从碳基生命那里更可靠地获得。早在技术专家造出能顶许多个爱因斯坦的超级智能机器之前, 他们可能会先造出情感上足够老练、能顶许多个朋友的机器。
选择的技术, 选择的世纪
反社交世纪既是手机内部进步的结果, 也是混凝土与钢铁的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的结果。Klinenberg 所说的"社会基础设施" (塑造我们与世界关系的公共空间) 的政府投入衰退, 始于 20 世纪后半叶, 延续至 21 世纪, 受伤最重的是弱势美国人。“我数不清多少次去大城市的贫困社区, 社区领袖告诉我, 穷孩子们真正的危机是没什么可做的、没地方可去。我希望政府能带着游戏公司造玩具留住孩子的那种创造力和慷慨, 去为青少年建设社会基础设施: 运动场、公共泳池、有漂亮社交区的图书馆。”
改善公共社会基础设施解决不了反社交世纪的全部问题。但公共空间的退化与公共生活的退化, 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游戏、手机和更大更好的私人空间的全部投资的另一面。就像我们花了时间才看见工业革命的无形排放, 我们现在才开始正视手机化、宅居化世界的负外部性。媒介理论家 Marshall McLuhan 说过, 技术的每一次增强也是一次截肢。我们选择了数字增强的世界, 却没意识到被截掉的是什么。
但我们可以换个选法。Neal Stephenson 在 2015 年的小说《七夏娃》里造了个词 Amistics: 审慎挑选接受哪些技术的实践。词根是 Amish (阿米什人)。阿米什社区常被当成反现代的顽固派, 其实许多社区有冰箱和洗衣机, 有些还用太阳能。他们不是拒绝一切技术, 而是只采纳支持其宗教与社群价值的创新。哈佛博士生 Tay Keong Tan 1998 年的论文引述一位阿米什社区成员解释为何不要电视和收音机: 这些东西"会摧毁我们的串门传统。我们会守着电视或收音机待在家里, 而不是与他人相见。"
阿米什的做法在应用上激进, 但它认出了一件朴素的真事: 技术本身没有价值观, 但技术的采纳会创造价值观。几十年来, 我们采纳一切消除摩擦或提高多巴胺的技术, 拥抱当下让生活轻松愉快的东西。但多巴胺是种化学物质, 不是美德。让生活容易的, 未必是对我们好的。我们应该问自己: 按长期健康而非即时满足来挑选技术, 意味着什么? 如果技术正在伤害我们的社区, 我们能做什么来治愈它?
一个看似直接的处方是: 青少年少玩手机, 父母多请朋友来家吃饭。但这些其实是集体行动问题。同学们都有出门闲逛的习惯, 一个孩子才更可能出门; 邻居们都有每周聚会的习惯, 一对父母才更可能做东。这种深深刻进日历的社群习惯有个名字: 仪式。社交的衰落与宗教的衰落同步, 一个原因也许是, 论把仪式写进日历的本事, 没有什么比得过信仰。
“我有一个在社会科学家里不常见的观点: 道德革命是真实存在的, 它们会改变文化,” Robert Putnam 告诉我。20 世纪初, 一批自由派基督徒 (包括牧师 Walter Rauschenbusch) 敦促信众把信仰从对个人救赎的狭窄关切, 扩展为对正义的公共关切。这场后来被称为"社会福音"的运动, 推动了废除童工等重大政治改革, 也催生了一种更社群主义的美国生活方式, 体现在工会大厅、社区中心和饭厅里的无数世俗聚会。这一切来自写作、思考与组织的某种炼金术。没人能精确说出如何改变一个国家的道德情绪大气层, 但可以确定的是: 大气层是会变的。我们最小的行动创造规范, 规范创造价值, 价值驱动行为, 而行为会层层瀑布式扩散。
反社交世纪是一次这样的瀑布的结果: 被选择的独处, 被数字世界的进步和物理世界的退步加速。但如果一次瀑布能把我们冲进反社交世纪, 另一次就能带来社交的世纪。新的规范是可能的, 它们时刻都在被创造。独立书店在繁荣: 美国书商协会报告自 2009 年以来增长超过 50%, 在纽约和华盛顿, 许多书店成了小剧场, 作者朗读会场场爆满。越来越多的学区和州禁止在校使用智能手机, 这场全国实验乐观地看可能改善孩子的专注力和现实关系。过去几年, 桌游咖啡馆在全国开花, 生意预计到 2030 年接近翻倍。这些咖啡馆逆转了 80 年的趋势: 不是把社交娱乐变成私人娱乐, 而是把客厅消遣变成目的地活动。我描述的这场社会革命看似浩大, 但它由完全在我们掌控之内的制度和决定从底部搭起: 小到一家咖啡馆, 小到学校里一个新的手机柜。
Epley 的实验室请芝加哥人克服独处偏好、在火车上与陌生人交谈时, 那个实验大概没有改变任何人的人生。它只是略微改善了一个 15 分钟时间块的体验。但人生就是一长串 15 分钟, 一块接一块。我们度过分钟的方式, 就是我们度过几十年的方式。“我做过的所有研究, 没有哪项像这个一样改变了我自己的生活,” Epley 告诉我, “不是说我从不孤独, 而是我一时一刻的生活体验变好了, 因为我学会了把生活里的死时间拿来交朋友。”
原文出处: The Anti-Social Century 原作者: Derek Thompson 原文发表: 2025-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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